1963年6月29日，星期六，南京的曾昭燏在其日记中写道："又写信给方臞仙先生，抄红豆诗寄去。"这位学者与远在云南的方树梅（字臞仙）素未谋面，却因一次征诗请求而结缘。如今留存下来的曾昭燏诗稿中，仍可见到题为《臞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，敬成三绝句》的三首诗作。

两位相隔万里、素无交情的学者，默默遵循着古典文人的交往规则，完成了一次雅致的文化交流。从书信往来中可见，曾昭燏曾提及："先师胡小石先生在日，常为道先生之博雅，恨无由得拜侍席前。"胡小石与方树梅曾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学共事，这段记载不仅展现了两位学者间的深厚文人情谊，更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边陲与江南文人间仍保持着风雅往还的传统。

相较于广为人知的曾昭燏在文物考古领域的贡献，方树梅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则略显陌生。这位云南文史馆的成员，在暮年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向南京寄送红豆，征请题咏，仅此举动便足以彰显其不凡品格。

时光回溯至1934年，方树梅受托肩负起云南的文化使命，跋涉万里，遍访中原、江南、西北及岭南等地，搜寻文献典籍。这段持续半年的征程被详细记录在《北游搜访文献日记》中，为近代国人的"文献精神"树立了典范。通过这部日记，我们得以窥见八十多年前"文献"对"地方"以及地方文人的重要意义。

两位学者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文化追求，更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界在动荡时代中守护文化传承的精神与努力，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脉络提供了珍贵的视角。